8月7日开始，《南京照相馆》将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上映，后续还将与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观众见面。电影的导演、编剧申奥在文章中写道：“当年，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人、一个胶卷、一本底片，让这一历史真相不被掩盖和遗忘。”
正如导演所说，除了主角的原型罗瑾和吴旋，影片中的很多角色都有原型。比如，影片中有一幕是日军去金陵女子学校抓人，一位美国女医生因阻止日军的暴行，被日军直接扇倒在地。这位女医生的原型就是明妮·魏特琳。
明妮·魏特琳，彼时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南京沦陷期间，学校设立的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那些血流成河的日子里，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留下了五十余万字的《魏特琳日记》。那些文字里充满了道义和悲悯，记录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无论如何也不离宁”
魏特琳（左）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玫瑰园留影。
展开剩余95%“我认为我不能离开……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1937年8月27日 《魏特琳日记》
魏特琳的第一篇日记写于“八一三事变”爆发的前一天。日记中记录，学校决定把开学日期推迟到1937年9月20日。显然，这是受到一个月前“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影响。不过，战争似乎还只是在遥远的中国北方进行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甚至还准备在第二周安排在上海进行入学考试。可8月13日，上海就覆盖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了。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介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于1915年，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当时的校长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留美女博士吴贻芳。魏特琳是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魏特琳还有一个身份是传教士。她1912年就来到了中国，先是在合肥创建了一座女子中学，1919年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张连红说，外国传教士大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并且和他们的宗教组织、朋友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这使他们的日记、信件成了保存完备的历史资料。
魏特琳的文字中，没有透露写日记的初衷是不是专为记录这场战争，但日记却是从这场战争开始的。
张连红告诉记者，魏特琳在1937年8月11日给朋友的信件中，也有一部分类似日记的回顾，最早的记录始于1937年6月。那时，她正在青岛享受着暑假。在那里，她得到了“七七事变”的消息。对她来说，战争爆发得很是突然。信中的描述是：“7月7日，一个日本兵失踪后，在北平南面数英里的地方出现了麻烦……自那以后战争扩大了……”
魏特琳在信中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类比，对中日战争做了这样的判断：“1914年在萨拉热窝有两个人被打死，欧洲所能做的就是再杀死1100万人。”
她还是低估了日本侵略者的残忍。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付出了3000万条生命的代价。就在她生活的南京，数月之后，仅仅6周内就被屠杀了30万人。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从8月15日开始了对南京的每日空袭。政府命令市民将屋顶、墙壁粉刷成灰色或黑色，以防空袭，并在地下开挖防空洞。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心理学老师的张小松回忆：“城市好像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
日本叫嚣着“三个月灭亡中国”，倾尽全力进攻。上海的战事惨烈成了绞肉机。中国军队以每天拼光一个师的代价，进行着殊死抵抗。相隔不远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危如累卵。
国民政府从淞沪会战开始就逐步撤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部分师生也都撤退到后方，自愿留下来的4名教师和11名职员组成了留守委员会。魏特琳任代理校长。
11月17日，宋美龄将一架陪伴自己多年的钢琴送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位第一夫人很快也要离开南京了。11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重庆宣言》。
上海在拼死抵抗了3个月后陷落，日军的兵锋直指南京，枪炮声越来越近。
美国大使馆早就一次次召集滞留南京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但魏特琳每一次都予以拒绝。她向美国大使馆借来一面3米多长的美国国旗，平铺在学校中央的草地上，以保护学校免遭日本飞机轰炸。几天后，魏特琳觉得这面美国国旗太小，又让工人买布制作了一幅10米长的美国国旗。
美国国旗显然不能抵挡炸弹。南京遭遇了长达4个月的疯狂轰炸，魏特琳曾在日记中描述被轰炸后的南京：尽管中央医院和卫生署屋顶漆了一个很大的红十字标志，但仍有16枚炸弹被故意地投在院落里……学院网球场东面礼堂的西墙倒塌，所有的窗户都破碎了。其余有军事、政治意义的轰炸目标更不待言。
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劝不走魏特琳，就给她送来了几大捆绳子，半是警告半是帮助：“一旦长江上的美国军舰载着大使馆的官员们离开，中国军队关闭城门后，你们唯一的逃生希望就是用绳子结绳梯翻越城墙了。”
12月1日，完成了军事部署的日军当局下令：“攻占南京。”古城金陵，陷入血火。
美国大使馆在12月3日最后一次通知魏特琳，她有3个选择：即刻就走；最后时刻搭乘最后一艘美国军舰撤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走。
她选择了第三项，并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文件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五次拒绝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她甚至曾致函美国使馆，指出各国使馆这样撤出是很不明智的。
在南京，魏特琳试图保护的并不只是这所美国教会学校。
南京安全区
学校的教室成了难民的栖身之地。
这是一个凄凉的暮秋日子，悲切的秋风整夜都在哀号。对我们这些在南京的人来说，世界仿佛成了悲伤和被人遗弃的地方。
——1937年11月19日《魏特琳日记》
此时，自愿留在南京的，除魏特琳，还有20多位欧美人，多是传教士、教授、医生或商人。他们希望在南京设立一个安全区，为平民提供避难场所。
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决定可以说是这些欧美人士一种自发的决定和行为。此前的淞沪会战中，法国神甫雅坎诺（中文名饶家驹）在上海南市建立的安全区救助了20万中国难民。以此为例，留守在南京的欧美人士也计划建立一个安全区，在注定要遭受涂炭的南京提供一个避难场所。
7位美国人、3位德国人、4位英国人和1位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12月1日成立。委员会主席就是后来被中国人无数次感念的约翰·拉贝，魏特琳也是成员之一。
早在南京沦陷前一个月，魏特琳就致信美国驻华大使馆，建议在南京城内设立安全区以收容难民。她在信中说：“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大学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南京安全区东起中山路，西到西康路，南至汉中路，北面到山西路与中山北路一带，占地约3.86平方公里。意大利和美国使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机构都在其中。安全区内非军事化，设立26个难民收容所。
安全区的中立和不受战争侵害的地位，必须要交战双方认可才能实现。张连红告诉记者，安全区虽冠以“国际”的头衔，但实质仅为涉及几国公民的个人行为，并非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因而对主权国家不具约束力，安全区的安全与否，完全取决于日本军事当局的意愿。只要日本军方不合作，安全区注定不安全。
南京国民政府倒是对安全区给予全力支持。根据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的记载，当时的南京市长马超俊把安全区的行政责任交给了国际委员会，还提供了450名警察、4万担米粮和面粉，及8万元现款。安全区内原本有中国军队的高射炮阵地，很快被撤走。
在通过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当局进行了交涉之后，12月1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方通知：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努力尊重此区域的中立。
这样的口头承诺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张连红说，实际上，日本一直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遵守与国际委员会的约定，经常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大肆抓捕青壮年并予杀害。国际委员会就此多次向日本使馆及日军当局提出抗议，但是日军暴行并未收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后的一周，魏特琳和教工们把大部分家具从中央楼、科学楼、音乐楼和实验楼里清理出来，也清理了宿舍，准备安置难民。魏特琳还专门安排了几个少年，为难民带路。
12月12日晚的南京，没有电灯，没有水。魏特琳和衣躺在床上，听着重炮轰击着城门，和城内激烈的枪声，一夜未眠。此时的南京，不通电话和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成了与世隔绝的死城。
次日凌晨，南京沦陷。据历史学家统计，当时的南京城，约有50万平民和9万中国军队。入城日军则有5万。
这一天,魏特琳5时起床，去校门口探看究竟。
南京的大街上，商铺紧闭，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一些老百姓家里挂出了日本国旗，以求平安。
安全区的街上则挤满了人。
魏特琳站在校门口，看着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校园，脸上都带着惊恐的神情。目睹那些装扮成男人和老太婆、哭泣着跪在门前的妇女，魏特琳立即让她们都进入校园，并竭尽全力保护她们。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魏特琳写道：“迄今为止，学校的员工及建筑物均安然无恙，但我们对今后几天的命运毫无把握。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
累累兽行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
——1937年12月16日《魏特琳日记》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几乎是同时，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开始，整个城市一片血海。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在南京沦陷后的六周内惨遭屠戮。
日军进入南京后，除了野蛮屠杀、抢掠之外，最普遍的罪行就是对妇女的性暴行。究竟有多少妇女在这场劫难中遭到侵略者的蹂躏？据当时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估计，发生在南京的日军对妇女的强奸案起码有2万起。许多性暴行令人发指，“一位48岁的妇女被强奸了18-19次，她的76岁的母亲被强奸了2次”。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难民所，南京沦陷后，有大批女难民涌入。原本估计将有2700多名难民到这里避难，但由于日军疯狂地强奸、屠杀，惊恐万分的女人和孩子们纷纷涌入，最多时超过1万人。
实际上，安全区对妇女来说并非真正的安全之地。特别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因为聚集着这么多年轻女性，更被日军视为猎取猎物的主要目标。
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他们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翻越围墙进校园，还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进来的，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搜一气。
16日一早，一百多名日本兵以搜查中国士兵为由，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架起六挺机关枪。他们备有一把斧头，遇到打不开的门就强行劈开。魏特琳想起楼上地理系办公室还放着数百件妇救会为伤兵做的棉衣，急中生智将他们带到别的地方。凡是带有中国军队痕迹的物品，都可能带来杀身之祸。天黑后，这批原本打算留下来给难民御寒的棉衣被悄悄烧掉。
这一天，也即日军进城第4天，拉贝在其日记中写道：昨夜里1000多名姑娘被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一位美国人说：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
17日，一名日军中士带着一队日本兵开着卡车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搜查中国士兵为借口，将魏特琳和另外三名外籍人士控制在校门外，强迫中国职工集体跪在门口，一个日本兵打了魏特琳耳光，其余的士兵趁机跑进大楼挑选并强行带走12名年轻姑娘。
张连红在1999年曾和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东史郎会面。东史郎告诉他，当时他们这些驻扎在南京的士兵都知道，“金女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收容了许多年轻姑娘。日军是三五成群，不分白天夜晚侵扰，有时就在“金女大”校园直接施暴。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趁着夜色翻越校园围墙，在黑暗中抓走妇女。日本士兵中，对这种行为称之为“摸彩”。
张连红还访谈过很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的幸存者。门房杜师傅的妻子赵政莲回忆，她当时睡在门房里，经常能听到卡车开进来的声音。当时，一听到汽车声，女难民们便用泥或锅灰擦脸，但日本兵却带有湿手巾，一个一个去擦难民的脸，看到年轻漂亮的就用白被单一裹，然后送到卡车上去。
在那些孤立无援、极度恐惧的中国人眼里，魏特琳就是希望的化身。
对于学院中竖立的中立区标志，日本兵根本不当回事。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孺，更是他们肆意凌辱、屠杀的目标。只有欧美人相貌的魏特琳出现并大声叱喝，他们才会收敛。
魏特琳每天奔波在学校的各处，将哭叫着的妇女从日本兵手里夺回来。人们听见她隔老远就怒气冲冲地大喊：这是美国学校！
拉贝则在日记中这样描述，魏特琳“像抱窝的老母鸡带小鸡那样保护着她们。当日本士兵的暴行变本加厉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她走在100多名女难民队伍的前列，带着她们走向大学难民收容所”。
对于暴行，魏特琳没有表现出一丝畏惧，但最让她心痛的，却是这些中国女人的遭遇：“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她的日记，被愤怒和痛苦填满了：“假如日本妇女们知道她们的士兵——她们的丈夫和儿子所加诸中国人的野蛮和残酷，我不知道她们该作如何的想法。”
血色平安夜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工作人员合影。（左四为魏特琳，左五为程瑞芳）
大火仍映照着南面与东面的天空……我不想看南京，因为我肯定它已经是一片废墟。
——1937年12月24日《魏特琳日记》
1937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一天，西方人眼中的平安夜。日军的烧杀抢掠仍在持续，南京城南与城东火光冲天。
这一晚，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这几行文字，在2005年被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看到，发酵成小说《金陵十三钗》：13名妓女自愿代替女学生充当日军慰安妇。
张连红认为，妓女主动献身的故事是作家演绎出来的，是文艺作品中的情节。历史资料中，可能找不到这样的情节来映射极端情况下人性的升华，但是，日军人性丧尽的恶行记录，却比比皆是。
单是日军在平安夜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挑选“妓女”一事，就有数位见证人做出了记载。
程瑞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舍监。在救助难民的日日夜夜中，程瑞芳不仅是魏特琳的得力助手，而且也用日记逐日记下日军的暴行。程瑞芳日记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部由中国人以日记体记录下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暴行的文字材料，因此弥足珍贵。
相对于拉贝和魏特琳的日记，程瑞芳日记文字零散、简略，但满纸皆是死亡、杀戮、暴行，难以遏制的愤怒和咒骂流溢笔端。
“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简直没有人道。”
“宪兵还是将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生，不管什么地方。”
12月24日，程瑞芳的日记里也记录了这一天发生的事：“今日有参谋官带几个中国人来此找妓女，若是有这些妓女在外面做生意，兵就不多到收容所，以免良家女子受害，这些话也是有理。在此妓女是不少，所以让他们找，内中有几个中国人认识妓女的。”
著有《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也在书中记录了这件事。她认为“魏特琳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有时也犯错。就像拉贝曾被日本人欺骗而将一些中国人交出去，结果这些人被处死一样，魏特琳也曾将一些无辜的妇女交到日本士兵手中。”
程瑞芳的日记似乎可以印证张纯如的推测：“也许她真的相信了日本人的鬼话——一旦慰安所里有了这些妓女，他们将停止骚扰难民营里的未婚女子和良家妇女。”
这当然是日本军人的鬼话。
张连红1999年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一位叫屈慎行的老人回忆了事情经过。当年14岁的屈慎行是南京下关区安乐村村民，当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避难。
“有二十几位维持会人员来金女大，寻找以前做过妓女和做过招待的妇女，他们在学校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寻找，目的是想把她们拖到外面去参加组织慰安所，很多人不愿意去，都是被卡车拉着走的。这些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车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屈慎行告诉张连红。
这些被挑走的“妓女”，显然并没有起到日军所说的“作用”。魏特琳的日记显示，无论在安全区还是在其他地区，还是不断有女人被强奸，就在新年前几天，有27名妇女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里被强奸。
那一年，魏特琳51岁，程瑞芳已经62岁，许多天她们和衣而眠，经常坐到12点钟才睡。她们守护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1万多名妇孺，却左支右绌，防不胜防。
“良民证”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的工作人员和学生。
约两百名年轻妇女来磕头，恳求我让她们留下来，而我们并没有强迫她们回家的想法。后来，当米尔斯走时，她们在他的汽车前哭泣和磕头。可怜的姑娘们！
——1938年2月4日《魏特琳日记》
1938年1月1日，日军在南京成立了伪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伪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本人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
同时，日军规定，所有中国市民必须登记领取“良民证”，否则便认作是中国便衣队，格杀勿论。这种残酷的殖民统治，更包藏着有组织屠杀的祸心。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被设立了一个登记点。登记对象并不限于这里收容的妇孺，而是包括了周边安全区内的大量中国平民。
男子的登记首先开始。魏特琳注意到，前来登记的男子主要是老人和残疾人，“因为大多数年轻人不是逃走，就是被杀。”
日军通过翻译声称：“如果是中国士兵，应该自首，那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他们所说的“中国士兵”，不但是已经放下武器的现役军人，曾经当过兵的也算在内。有人“承认”了，被拉到校园的东北角集中，然后又被日军带走。即便是那些从未当过兵的男性，也被一一检查了手掌。日军从手掌的粗糙程度来判断他们是否有从军经历。那些裁缝、小贩、手工业者，也被归纳到“中国士兵”中。
几天后，这些人中的一个又回到了安全区。他告诉魏特琳，当天一起被带走的二三百人都被杀死了，他侥幸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随后对女性的登记充满了羞辱。魏特琳观察到，日本士兵像赶牲口那样将妇女们赶来赶去，并从中得到极大乐趣。有时还会将印记盖在她们的脸上。“日本人还强迫这些妇女为日本记者和摄影师露出微笑和高兴的样子。”
魏特琳甚至觉得，日本人要对中国妇女登记，只不过是为了挑选最漂亮的妇女作为强奸对象。有20名姑娘因为烫着卷发，穿着高档就被单独列队。幸而，日军企图将她们带走的当口，安全区内的外国人士和她们的亲属出面拦阻了下来。
“良民证”登记之后，日军试图取缔安全区。一些人按照他们的要求离开了，但很快又逃了回来。尽管安全区内也不能保证安全，在已经是人间地狱的南京城内，这里却是唯一能够提供庇护的地方。
日军规定的最后期限到来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4千多难民，多数是年轻姑娘。许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躏，第二天又回来。每天仍有女难民来学校，魏特琳顶着压力收容她们。
2月4日这一天，一队日本军人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求所有的妇女和孩子一律离开。魏特琳坚决地站立在他们和难民中间。她告诉日军，这些妇女的家都被焚毁了，无家可归，不可能离开收容所。
日军并没有向魏特琳发难，悻悻而回。那位跟随日军而来的中国翻译，悄悄地对魏特琳说，不要让年轻的女性回去，她们应该留在安全区里。
2月18日，迫于日军的压力，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安全区不复存在。
这片不到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虽然从未像设立者期望的那样安全，但根据后来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安全区还是收容、救济了20万至30万的中国难民，让他们免遭屠戮。这样的数字让人不寒而栗——南京沦陷时，滞留城内的中国人约有50万人，也就是说，安全区之外，南京几乎被屠杀一空。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的前一天，拉贝回国。临行前，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他举行了告别茶会。消息传出，数千中国难民聚集到学校的大草坪。拉贝走出来与大家告别，数千人忽然跪地大哭，请求他不要离开。
拉贝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切听上去十分伤心和夸张。但谁要是也见过这里的悲惨情景，就会理解我们给予这些人的保护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我们的某种英雄品质。”
在当天的告别词中，拉贝说：“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魏特琳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将这些人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的，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
魏特琳依然选择坚守。她在日记中写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又一次敞开了。如果能为她们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收容所一直坚持到1938年5月底，安全区内最后的6个难民营都彻底关闭。在那之后，魏特琳仍以暑期办学的形式收留着约800名妇女。
安全区的新生命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部分难民合影。
下午在实验学校校园看到的一幕令我很恶心。我的狗莱蒂叼来一颗小孩的头颅，可能是被抛弃的或没被掩埋好的尸体。
——1938年3月1日《魏特琳日记》
日本军队在南京大规模的屠杀告一段落之后，往日繁华的南京城已如人间地狱。
魏特琳和程瑞芳还以女性特有的对生命的敏感，记下女人在战争中的特有的际遇：怀孕、生产。血流成河没有让陷落之城停止繁衍，新生儿诞生的啼哭，像是为抗议残暴的杀戮而鸣。
在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研究中，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金一虹教授负责了“大屠杀期间的金陵难民所”课题。“魏特琳的日记里记载，有37名婴儿降生，他们挨过了灾难吗？”金一虹尝试着寻找这些打上了特殊烙印的生命，“他们的母亲呢？他们的家人呢？”
遗憾的是，金一虹的寻找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收获。“我们能找到的，确切出生在南京沦陷后难民营里的人，还非常少。”
沈庆武是为数不多的被寻找到的安全区新生儿之一。
沈庆武出生于1938年1月17日。他从父母那里听说自己初临人世时的场景：在一幢教学楼的楼梯下面，40岁的母亲生下了他。11岁的姐姐拿着剪刀剪断了脐带，当起了接生婆。
安全区里几乎每天都有生有死，在恶劣条件下，有的孩子得了白喉、腹泻、疟疾，悲惨地死去。魏特琳想法为苦难的孩子搞到一些奶粉和鱼肝油。因为很多中国贫苦妇女不会用奶粉喂婴儿，程瑞芳和她的三个助手除了忙于接生、找药，每天还要给几十个婴儿喂牛奶，给240名12岁以下的孩子喂鱼肝油。
很多初临人世的新生命，还没有来得及看上这个世界一眼，就流星一样逝去了。据魏特琳记录，生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婴儿有37个，死亡27个。
战争给女性带来的还有另一重苦难，就是如何处理性暴力留下的孽债。金一虹介绍，美籍医生史德蔚在1938年底的日记中记叙，几个月以来，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要求“卸掉”“不受欢迎的包袱”——她们都是因为被日军强奸而怀孕。
史德蔚信奉基督教，反对堕胎，但他还是为那些妇女做了手术。他认为“遭强暴而怀孕的情况下堕胎为合法行为”。
魏特琳的日记也有过记载，她探望过29个可怜的弃婴。他们被遗弃的原因是他们的父亲很可能是日本兵。其中有6个小家伙大概活不长了，他们几乎都有梅毒。
魏特琳此时也希望以宗教抚平悲惨女人们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在沈庆武出生后的6周内，魏特琳安排每天两次聚会，一次为成年人，一次为新生的孩子，由美国圣公会留守的5位牧师来布道。
女人们很快学会了一些歌曲，魏特琳看到，这些女人特别喜欢唱的是《上帝，请拯救我的国家》、《我们热爱养育我们的土地》。
沈庆武出生一个多月后，沈家搬回了原来的住处安乐里。安乐里并非“安乐之地”。日军的大肆杀戮停歇后，危险仍然时常光临。“有一天，一个日本兵来到我家，让父亲对着墙壁站着，我父亲手里提了一根棍子，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弯腰去捡时，日本兵的枪就响了，子弹擦着父亲的头皮飞过。”父亲大难不死。
1938年5月底，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结束了作为安全区收容所的使命。但还有大量不愿回家或是无家可归的妇女滞留在这里。魏特琳没有顾忌日军的命令，仍旧让这些妇孺留在这里，甚至打开大门，又收留了原属于其他难民营的女性。
张连红说，这时候，安全区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魏特琳必须为收留这些妇女找一个理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一所大学，最恰当的理由就是开办“培训班”。
从1938年3月开始，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创办了22个难民学员班。教育的内容从扫盲到小学、高中水平各异。随后又设立职业训练班，教给她们织手巾、袜子等谋生的手艺。9月，她又为170多个失学女青年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
这些培训并不只是应付日军的表面文章，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为了妇女们未来的生计。这些教育被分为“职业科”和“家政科”。魏特琳在日记中对教育的成果很满意，却也语含讽刺地说自己“教育出了出色的难民”。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步走向崩溃。
——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给朋友的信
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写下了她在中国的最后一篇日记。日记的第一句是“我快要筋疲力尽了。”此前的半年中，她在日记中多次留下过这样的字句。日记也变得断断续续，有时甚至一个月也没有写下一字。
即便是在南京大屠杀最黑暗的日子里，她也没有流露过一丝放弃或绝望的情绪。那些人性泯灭的屠戮、虐杀、强奸……渐渐成了记忆，时间却没有冲淡亲历者的创伤。魏特琳是见证者，眼见或耳闻的那些残酷和苦难，却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激荡、发酵，渐渐压垮了她的神经。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
1940年5月14日，魏特琳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美国治病。
1941年5月14日，在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打开了厨房的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一年，她55岁。
魏特琳去世后，朋友们在她的枕边发现了一张沾满泪水的照片。那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孤儿的合影。
魏特琳被安葬在美国密歇根州雪柏镇的一座公墓。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为她制作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中国古典式房屋的图案。房屋顶部，用中文隶书写着“金陵永生”四个字。在那座小镇，没有人理解这四个属于东方古国的文字。
在南京期间，魏特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她的日记邮寄给美国的朋友。这些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录，曾陆续发表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本杂志上，但并没有受到关注。
20世纪8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整理海外传教士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的原稿，并将其整理公开，供学者研究使用。
1995年，一位美丽的东方女子眼含泪水，在耶鲁大学读到了这部用打字机打印、长达526页的日记。这位女子叫张纯如，美籍华裔作家，正在为她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收集历史资料。
1998年出版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让张纯如一举成名。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完整揭露1937年底到1938年初日本军队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的历史读物。
张纯如在她的书中对魏特琳这样描述：“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的行为，一个脆弱的、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
这句话，却也成了张纯如对自己的心灵解说。
南京大屠杀沉重得让人窒息。创伤刻在了一个民族的肌体上，让每个有良知的人不忍直视。它像地狱的噩梦，震颤着人的心灵。
和魏特琳一样，试图探究这场噩梦的张纯如也患上了抑郁症。2004年11月9日，美国加州的一辆汽车里，张纯如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崇拜魏特琳，选择了同样的方式毅然告别这个世界，年仅36岁。
来源：北京日报纪事
记者：董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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